涂黎曼中评智库:民进党推“转型正义”社会更对立-纵横策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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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评智库:民进党推“转型正义”社会更对立-纵横策论

小评导读
上海东亚研究所司法研究室主任黄伟伟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《中国评论》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《如何看台湾社会的“转型正义”》,作者认为:“没有民主社会确立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公平等价值共识,就不可能追求转型正义。”“没有社会共识、没有公民互信的台湾转型正义势必陷入困境冯卡门,即使有真相,真相也是‘扭曲之后的选择性陈述’,这样的真相不会带来和解,反而会制造更大的冲突。”“台湾社会没有找到治愈伤口的良药,导致撕开历史的疮疤后,社会更加对立,蓝绿壁垒分明,矛盾不可调和。张绿水
文章内容如下:
民进党政府目前推动的“转型正义”,缺乏社会共识,导致社会更加对立。
今年是台湾“二二八事件”七十周年,又是民进党八年后重新执政,官方与民间的纪念隆重至极。
七十年过去了,台湾实现所谓的“民主转型”也已三十年,但台湾社会对“二二八事件”的认识依旧有分歧,对相关问题的处理远未达成共识,有些立场甚至根本对立。
蔡英文在2月28日出席“二二八事件”纪念会时说,“推动转型正义的目的,就是要让社会能给真正和解,是为了让国家能真正团结在一起”,然而场外的蓝、绿却在中正纪念堂发生暴力冲突。台湾社会孜孜以求的“转型正义”为何没有带来政客口中的“和解”,蔡政府所谓的转型正义会让台湾继续撕裂抑或整合,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内容。
 
何谓转型正义
转型正义的含义不难理解,就是“指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,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、以及因压迫而导致的社会(政治的、族群的、或种族的)分裂,所做的善后工作”①。
需要强调的是,转型正义与民主转型密不可分,没有民主社会确立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公平等价值共识,就不可能追求转型正义。
所以狭义的转型正义一般是指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后,新政府对曾经威权政体的种种暴行(如任意逮捕、囚禁、酷刑、杀害、栽赃、侵占等),在正义原则下,进行披露、矫正或者司法上的追究,让受害者得到释放、平反、道歉和赔偿,最终目标是巩固民主成果,让社会达成和解,面对更好的未来。转型正义作为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之一,无论如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。
前“行政院长”江宜桦曾在《台湾的转型正义及其省思》一文中写道:“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,威权或极权独裁对平民百姓所造成的身心伤害大校的女儿,确实不是任何藉口(如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)所能够合理化。因此,一个民主转型后的国家,绝对应该设法实践转型正义。如果轻易放弃追究真相、轻易遗忘历史,那么前人的牺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,而类似的悲剧也将一再上演。为了让受难者的哀痛得以抚慰、为了让撕裂的社会得以获得和解,我们必须重视转型正义。”②但同时江宜桦也提醒道,“无论我们如何肯定转型正义,请不要忘记它只是人类社会诸多价值之一。转型正义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,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价值,也无法宣称是最高的价值”。它无法替代自由、平等、和平、幸福、安全等价值,甚至还会与其他价值存在冲突,不认识到这点,一味追求转型正义的社会必会引发新的不正义。事实上,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地对转型正义议题慎之又慎,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身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寻求正义。
有的国家如西班牙,选择了忘却。
佛朗哥政权垮台后,所有党派和集团共同制定了“忘却公约”,决定实行一种公共大赦的集体性实践。精英们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回避佛朗哥时代,政治家不是斥责老独裁者政权的罪恶,而是颂扬民主。那些涉及到佛朗哥时期虐待罪行的警方档案仍然密封,所以在佛朗哥时代犯下杀戮和虐待行为的人也没有被停职或清算。
寻求转型正义的另一种极端方式,是1989年后的欧洲“清洗”过程。
这一清洗过程极为严酷,有的威权政府的首脑被起诉、惩罚、甚至处决。有的国家清洗的对象不限于威权政府的领袖和核心领导,还扩展到中低阶层的执行者,包括威权政府时期的官员、情治系统的人员、以及执政党的党工。如德国统一后,前东德的法官和检察官将近一半失去先前的工作;另外有四万两千个政府官员被革职③。捷克甚至通过了“除垢法”,意为“藉由牺牲以完成洁净”。该法规定:曾经在威权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、线民、或前共产党某个层级之上的党工欢乐满屋,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、学术部门、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之上的职位。
第三种方式是以中间路线来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连方瑀,其中最受世界瞩目的是南非成立的“真相和解委员会”。
真相委员会基本逻辑是“以大赦换真相”,即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条件下,给予法律上的豁免。南非真相委员会的设计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和解,是政治妥协的产物,赦免罪人是民族利益的需要,个人利益是第二位的。这个追求转型正义的特殊途径假定:“虽然正义没有获得伸张,至少让历史真相得以大白、加害者得以忏悔、受害者得以安慰、后代得以汲取教训;同时更重要的,国家社会得以避免分裂”。④
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
台湾进行民主转型时龚淑均,即着手展开有关转型正义的行动大唐乘风录,主要范围包括1947年发生的“二二八事件”、1950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、1950至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事件,以及国民党党产与党营事业的问题等等。⑤李登辉执政时期,台湾迎来最早的转型正义措施,即“二二八事件”的公开化以及各地“二二八事件”纪念碑的兴建。
1990年,“行政院”决议成立“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”,调查“二二八事件”的真相,并成立“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”对政府提出处理的建议。
1992年,“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”出版了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》,“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”理事长吴乃德评价这份报告“对这个台湾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、同时也是台湾民众最大的历史创伤,有详尽而不偏颇的叙述”。更可贵的是,这份报告对数位关键人物的责任作出了检讨,其中身为威权政体的最高领袖,蒋介石的责任是“失察”和“考虑未周”⑥,但这也是此报告最具争议的地方,很多绿营人士斥责这份报告对加害者责任归属的检讨太过宽宥、不够充分。
1995年2月28日,李登辉代表政府向所有“二二八事件”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。同年仙噬,“立法院”通过“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”凤凰的巫女,并由“行政院”据以成立“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”,处理“二二八”受难者申请补偿事宜。涂黎曼
另外,政府也在1998年成立“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”,针对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(及家属)进行补偿,其受理案件及补偿金额总数比二二八事件还多。陈水扁执政初期对转型正义并不热情,除国民党党产问题外,民进党对转型正义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。一直到2004年11月“立法委员”竞选期间,陈水扁在为执政党候选人助选的时候,才认真地提到巴达克之章,如果执政党赢得“立法院”的多数,他将重新调查过去悬而未决的几个政治谋杀案件。
2006年,由另一波学者组成的“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”完成《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报告》,将蒋介石列为元凶,是一切罪恶的源头灵梦御所,也是不可饶恕的“独裁者”。随后,政府便以“去威权化”名义展开一连串“去蒋化”运动。
有关“追讨不当党产部分”,2001年,“监察院”完成“监察院党产调查报告”,认定国民党党产不符合实质法治国原则,应偿还“国家”,并且应以特别立法方式,妥为规范处理国民党党产。
2002年,“行政院”拟定“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”(党产条例),但在“立法院”屡遭国民党杯葛。2007年,民进党改行“公民投票”策略,同意比率虽高达91.46%扎巴依的春天,但因投票率过低(26.34%)而未能跨过门槛。马英九在台湾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慈心渡鬼,背负着外省人原罪,选择不回避“二二八事件”,对“二二八事件”的态度是谦卑又谦卑,几乎每年的纪念仪式都有参加,每次必定表态道歉。
2006年的“二二八”前夕,国民党与凤凰卫视合作,推出一部二二八纪录片《春蛰惊梦:二二八还原纪事》,马英九在片中受访时称二二八事件是“当时政府处置不当造成民众抗争,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”。马英九也在国民党内中常会上,定调二二八为“官逼民反”。马英九任内并没有再针对“二二八事件”出版新的官方报告微库,也未对陈水扁执政时期所做的《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》,尤其是对蒋介石的责任认定,进行论述的翻转。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对马英九的诸多不满与批评。马英九党主席任内,对国民党党产问题是“最有决心来彻底处理的,比李登辉、连战都要积极”⑦。马英九在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初,就将处理党产视为国民党重塑形象的突破口,要求“诚实检讨、彻底清查、依法处理、完整交代、退出经营”。后又公开宣示:争议中的党产,静待司法解决;没有争议的党产部分,将依法出售;出售党产所得超级书童,将优先作为安置退休、离职党工同仁之用。
2010年元旦,马英九再度宣称精灵鲨,国民党党营事业将在2010年6月底处理完毕。但是,由于国民党党产问题的复杂性,马英九至今未实践他“党产归零”的承诺。
蔡英文政府的转型正义将走向哪里
蔡英文在竞选中就将转型正义定为其任内重要的政策目标。
随着民进党在“立法院”获得多数席位及蔡英文胜选,拥有绝对优势席次的民进党在2016年2月,把《政党法》、《政党不当财产处理条例》列为当时会期优先法案,并最终于7月25日三读通过民进党版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》。
2016年8月31日,在“行政院”下成立“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”,由民进党籍不分区“立委”顾立雄担任“主任委员”。意味着民进党对国民党党产的全面追讨进入倒计时。
另外,民进党团于2016年3月,在“立法院”提出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”,并要求成立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”。蔡英文在今年“二二八事件”七十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说,宣称要改变“二二八事件”中“只有受害者,没有加害者”的现状;要公布“二二八事件”相关档案;要撰写“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”;要处理“二二八事件”的责任归属;同时也提出将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”列为本会期优先法案。民进党版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”对转型正义的主要内容规定为:“开放政治档案”、“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”、“平复司法不法、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”,以及“处理不当党产”。其主要目的在揭示真相、赔偿受害者、追思纪念之外,还有另外两点更引人注目。一是“清除威权象征”,即出现于公共建筑或场所之纪念或缅怀威权统治者之象征,应予移除、改名,或以其他方式置之,意味着“去蒋化”、乃至将来的“去孙中山”都将合法化。蔡政府“文化部”业已着手推动“中正纪念堂”转型议题,并成立“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谘询小组”。“文化部部长”郑丽君表示,中正纪念堂并非“去蒋化”,而是“去威权化”,未来将提修法推动中正纪念堂“中性化”,包括将现有的“中正厅”、“介石厅”改名、停售涉及威权崇拜的蒋中正公仔、纪念品,停放蒋公纪念歌等。二是效法德国,“平复司法不法”。蔡英文在“二二八事件”七十周年演讲中表示,她参加“国际大屠杀纪念日”活动,清楚感受到德国面对历史错误的勇气,德国经验对台湾很有启发,历史真相追求及历史记忆的保存,是长期的社会工程。⑧所谓的“平复司法不法”,就是“得以识别加害者并追究其责任”。蔡政府这种倾向于德国清洗式的转型正义路径,其前景在早已深度撕裂的台湾社会不容乐观。一方面,绿营对蔡政府转型正义的举措自然欢欣鼓舞,但另一面却是蓝营的不断批评。
《联合报》社论批评蔡政府以二二八为藉口成立“促转会”,以追求真相为由,行社会对立之实,拚经济则被抛在脑后。⑨
《中国时报》社论针对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”草案评论指出,其内容包山包海,但很多都存在“有罪推定”之嫌。若后续成立的“促转会”也如之前的党产会那般独断专行,其很可能就会透过对过往的清算,来对政治异己进行斗争与追惩一筹莫展造句。⑩没有社会共识、没有公民互信的台湾转型正义势必陷入困境,即使有真相,真相也是“扭曲之后的选择性陈述”,这样的真相不会带来和解,反而会制造更大的冲突。
台湾转型正义陷入困境的原因
台湾的转型正义实践历经三次政党轮替,在“真相调查”、“赔偿受害者”、“追思与纪念”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,但似乎离和解之路越来越遥远。
揭露真相的勇气固然可敬,但台湾社会却没有找到治愈伤口的良药,导致撕开历史的疮疤后,社会更加对立,蓝绿壁垒分明,矛盾不可调和。这与“通过转型正义达到和解,并巩固民主成果”的目标相去甚远,原因何在,值得深究。
1、渐进改革式的民主转型让转型正义不彻底。
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讨论中指出,新民主政府是不是追诉过去威权体制中的罪行,决定的因素并不是道德或伦理的考虑,而“完全是政治、是民主转型过程的本质、以及转型期间和转型之后权力的平衡”。如果民主改革是由上所发动,或者是和威权统治者谈判的结果,那么后者在转型之后将仍保有甚大的政治权力。在这种情况下,对过去罪行的追诉、以及揭露真相的历史正义,都不可能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台湾民主化,国民党在李登辉的领导下继续执政了十多年,这十多年间,国民党自然不可能自动检视它过去对人权的侵害,不可能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过去。
2、民进党与李登辉曾经的共谋关系损害了转型正义的道德性。
一直占领转型正义话语权高地的民进党,“其权力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有威权体制的支撑”。
绿营学者陈芳明指出,事实上,民进党内部在1990年代曾经酿造了一股明显易见的“李登辉情结”,民进党与李登辉合作,李登辉与威权体制合作,加害者、解放者、改革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,有太多重迭之处。绿色执政本来就不是以革命起家,就不能把自己塑造成革命者的角色。既然没有透过革命的手段,而是依赖选票的民主程序获得执政,民进党对于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,就必须概括承受。同时他亦批判民进党在看历史时,“往往以二分法的思考方式做偏颇的诠释。对民进党来说,凡是改革都属于绿色执政,凡是反动都属于蓝色时期。这种历史态度,不仅没有带来更多的和平,反而为台湾社会创造更多分裂食罪巴鲁。”“绿色执政似乎已培养出一种脾性,习惯于把政治责任推诿给过去的威权体制,或是指控现在的在野党;应该创造社会和平的能力,它至今却还没有展现出来。”“既要掌握最高权力,又要规避政治责任:这样的姿态,不要说没有立场赢得全民信任,即使是谈论转型正义也完全丧失资格。”?
3、认同分裂导致社会对转型正义共识不足。
正如台湾学者吴乃德所说,“追求历史正义经常是一项复杂的工作”,因为它牵涉到对社会记忆的重塑。而“对社会记忆的解释,经常植根于政治、社会、文化团体和利益之间冲突,想要重建一个所有团体(不论是种族的、族群的、和阶级的)都可以接受的社会记忆并不容易金蜘蛛轴承网。不同的团体,经常赋予历史记忆不同的面向、甚至不同的解释;有时候甚至要共享相同的纪念仪式都不可能。”“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,台湾的不同族群,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也有不同评价和感情反应。外省籍的民众由于抗日战争、中国内战、以及移居台湾的经验,对国民党有深厚的历史感情。而本省籍的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经验的记忆,则是二二八事件的屠杀和白色恐怖。两个族群对威权统治的历史记忆,似乎很难相容。”?
4、政治人物的操弄让转型正义失去正当性。
政治人物始终是现实的,其“最高理想”不是正义,而是权力,这点在台湾尤甚,如陈水扁在第一任期对转型正义冷漠视之,在第二任期遭遇贪腐弊案时忽然祭出“转型正义”,制造族群对立,以转移民众对其不满。江宜桦在反省台湾转型正义时就指出,“每当二二八来临之际,总会有人以转型正义为名举办政治动员意味浓厚的大型活动,藉此为特定政党人物造势。如果这个时间点正好与选举日期接近,则辅选的味道更是浓厚。”“更有甚者,原本在转型正义的论述中,民主化之后的新政府应该是清廉的、公义的,如此它才有充分的正当性去改革过去不义的制度、追究专制的统治集团。然而台湾何其不幸,政党轮替之后的新政府领导人在不到几年之内,已禁不起权力诱惑的考验,沦落为贪腐无能的代名词,甚至还毫无羞耻的辩解自己的犯行,说是转型正义尚未实现的缘故。如此滥用转型正义的结果,使现存政府大幅丧失追究过去政权不义行为的正当性,也使转型正义的伸张,蒙上了一层令人无法释怀的阴影。”?
注释
①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网站,http://www.taiwantrc.org/justness.php。②江宜桦:《台湾的转型正义及其省思》,台北:《思想季刊》第5期,第78页。③吴乃德:《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: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》,台北:《思想季刊》第2期,第3页。④吴乃德:《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: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》,台北:《思想季刊》第2期,第6页。⑤黄兆年:《转型正义在台湾政经发展中的角色定位》,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硕士论文,第1页。⑥该报告撰称蒋介石的责任在于:“军务倥偬,无暇查证,又过度信赖陈仪……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”,而在事后则因为未能接纳民意,惩治失职者,“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,确有考虑未周之处”,“‘行政院’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”:《“二二八事件”研究报告》,台北:时报出版社1994年版,第410-412页。⑦《“监院”调查党产今结案黄煌雄:马英九最积极》,台北:《民报》2014年7月22日。⑧《蔡“总统”:改变228没有加害者现状》,台北:《自由时报》2017年2月24日。⑨《从安倍和朴槿惠看蔡英文的转型正义》,台北:《联合报》2017年3月13日。⑩《社论——拒绝内斗的转型不正义》,台北:《中国时报》2017年3月7日。变性双面杀手?陈芳明:《转型正义与台湾历史》,台北:《思想》,第5期。?吴乃德:《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: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》,台北:《思想季刊》第2期,第6页。?江宜桦:《台湾的转型正义及其省思》,台北:《思想季刊》第5期,第80-81页。
来源:中评网
作者:黄伟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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